李懋之的漫长等待始于1966年，彼时他已在部队的序列中等待了五年之久。那一年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行体制改革，几所军事院校集体转为地方建制。李懋之本人虽然被保留在部队编制内，但却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境地，没有明确的去向。他曾就此询问总政治部干部部，得到的答复却是“现在根本谈不上干部使用和分配”。
起初，他被安排前往八一疗养院暂时待命，这一待便是将近两年。然而，李懋之并非甘于闲置之人，他主动向组织提出了工作安排的请求。离开疗养院后，他住进了总参招待所，在那里，他邂逅了许多曾经的二野老将，诸如陈再道、李成芳、秦基伟等人。这些人当年曾是叱咤风云的大军区司令、政委，如今却同样身处审查状态，行动受到诸多限制。
有人向李懋之发问，是否还认识这些人。他坦然承认，皆是故交老友。对方继而追问：“过去是过去，现在还认识吗？他们的政治面貌变了，思想也变了，你还跟他们说话？”一番诘问之后，李懋之在第二天便被要求离开招待所，原因竟是他没有获得总政关于干部入住的批准。
无处可去之下，他暂住在了陈赓将军家中。虽然陈赓已故多年，但其夫人傅涯将军热情地安顿了他。自1966年算起，他的等待已经跨越了整整五年。
从哈尔滨到北京，不过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行程，李懋之在北京安顿下来，全身心投入到争取工作安排的奔波中。他反复致信总政，一次不行便写两封，两封不行便写三封，态度坚决：不安排工作，便不回家。
这五年对于许多同级别的干部而言，或许并非最艰难的时期。不少人经历了审查、监护，甚至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，长期被关押。然而，李懋之并未受到直接冲击，也未曾被扣上任何帽子，这反而让他更加百思不得其解：为何自己没有任何问题，反而却无法获得工作分配？他回溯到1952年，时任二野副司令员的陈赓将军亲自点名调他前往筹建哈军工，十三年的心血和功绩历历在目，总政理应不会视而不见。
早在1966年哈军工改制之前，其领导班子已然发生变动。谢有法调任基建委，张子明去了昆明军区，刘居英则留在了哈尔滨工程学院。李懋之虽被保留在部队，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岗位。漫长的等待 inevitably 带来了内心的烦躁。他曾主动拜访总政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，询问自己的去向。对方告知，原计划将他安排至第二炮兵部队，但随着“运动”的兴起，此事被搁置。当时，各单位都在全力响应“运动”，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，干部的使用与分配自然无从谈起。他既没有被安排到具体岗位，又身处疗养院，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，既不属于在职，也不算退休，只能被动地等待。
疗养院也并非宁静之地。运动风暴席卷之下，有人开始找他的茬，指责他作为休养员中官职最大，而官职越大越是修正主义。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，李懋之无言以对，索性保持沉默，心中默默想着：“你们斗就斗吧。”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。1966年哈军工改制之际，年过五十的李懋之正值壮年。他亲历了哈军工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十三年历程。1952年，陈赓将军在朝鲜前线亲自点名调他回国筹办军校。当时，他还在第三兵团担任副参谋长，刚从朝鲜前线汇报完工作，正准备返回部队，却被陈赓将军一句“不要回朝鲜了，帮我去办军校”的指令所截住。
这绝非易事。哈军工的校址选定、营房建设，一切皆是白手起家。李懋之被任命为建委主任，主持了六十万平方米营房的基建工作，并以最快的速度、最高的质量完成了建设任务，确保了第一期学员能够按时入学。在东北严寒的冬季，施工期短，教学楼、宿舍、食堂等所有设施必须在开学前全部建成。李懋之带领施工队伍加班加点，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变为现实。他在哈军工历任副教育长、物资保障部部长、教育长、副院长等职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稳步前行。然而，1966年改制后，这些辉煌的经历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。他只知道自己应该有一个工作岗位，但这个岗位却迟迟没有到来。
终于，总政的回复传来了：贵州省军区，副司令，副军职。李懋之拿到通知时，并未急于发表看法。他一向不看重职务高低，只要能让他工作即可。然而，“副军职”这三个字却让他感到刺眼。按照他的资历和之前的级别，兵团职是基本配置，大军区副职也不算高。这并非降了一级，而是直接降了两级。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，总政安排的贵州省军区隶属于昆明军区，而昆明军区的一些副司令、副政委，竟然是他战争年代的老部下。当年职务比他低不少的人，如今已身居大军区副职，而他却要去做这些老部下管辖的省军区副司令。搁在任何人身上，都难以接受。
李懋之并没有直接拒绝。他的态度是，总政需要给一个明确的说法，如果处理合理，他愿意服从组织决定，前往就任。此时的总政，已非几年前的格局。1967年，总政治部被扣上“阎王殿”的帽子，主任肖华被打倒，副主任刘志坚等人受到批斗和关押，正副主任以及下属各二级部负责人均受到冲击。总政机关大批干部被诬陷、迫害、流放，几千人被赶出总政大院，机构一度瘫痪。1968年10月，军管小组进驻，实行所谓“军事管制”，整个总政停摆了将近两年。1969年，上级委任李德生重建总政部，任命黄志勇、田维扬为副主任。1916年出生的李德生，当时53岁，此前主要在安徽任职，对部队政工系统的老干部情况并不熟悉。新组建的班子对总政过去的工作，以及像李懋之这样在哈军工工作了十多年的老人，信息掌握并不全面。因此，李懋之无法从他们那里问出所以然。
总政方面催促他尽快上任，但他提出的关于降级原因以及何时能恢复级别的问题，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。李懋之又进一步打听了贵州省军区的具体情况，这一打听，令他心更加凉了。贵州省军区当时的副司令多达十几位。如此庞大的副司令队伍，对于一个省军区而言，日常工作显得十分有限。如果一人分管一摊，活儿不够分；如果几人合管一摊，那就更是无事可做。如此多的副司令挤在一起，能有多少正经工作可言？李懋之等了五年，是想出来干活，而不是来占个位子养老。去了贵州，一个省军区十几个副司令，如何分工？如果工作早已分完，他去了又能做什么？如果工作尚未分完，等待他的人不止他一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仅是工作问题，即便是他想工作，面对曾经的老部下如今身居高位，这工作又如何开展？
身边的老战友们得知此事后，态度也大抵相同。不少人劝他，这个班子不上也罢，去了之后，屈居于过去的下级领导之下，处境将极其尴尬。李懋之自己也觉得不是滋味。他并非没有与总政理论过，而是不断写信、打电话，要求一个明确的说法。但总政的态度始终是催促他启程，话里话外只有一个意思：先去了再说。至于何时恢复级别，去了之后具体负责什么工作，一概没有下文。双方就这样僵持住了：一个催着走，一个问着不走。
随后，九一三事件发生了。1971年9月13日，林彪等人出逃，在五七一工程坠机身亡。事件发生后，总政那边催促李懋之上任的命令，其签发人已出事，签署的文件基本作废。没有人再催促他去贵州了。然而，这次事件也意味着，他之前等待的五年付之东流，因为命令作废，一切必须从头开始。李懋之的工作安排再次被搁置，这次的搁置，又是将近四年。
从1966年到1975年，九年光阴就这样悄然流逝。这九年间，他从六十岁出头，一直等到近七十岁。一个人职业生涯中最为宝贵的一段时光，就这样在漫长的等待中被消耗殆尽。当初在哈军工十三年的辉煌功绩，如今仅是档案里几页纸；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，也仅是别人记忆里的一个名字。他辗转于北京的招待所、旅馆、朋友家中，等待着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通知。
1966年哈军工改制时，李懋之并非唯一被留下的人。有人被调往新的岗位，有人去了地方院校。刘居英担任哈尔滨工程学院院长，谢有法调任基建委政治部主任，张子明则去了昆明军区担任副政委。这批人各奔东西。然而，李懋之既没有被安排去地方院校，也没有被调往部队其他岗位，而是被保留在部队系统内，却没有任何具体职务。他在八一疗养院待命，一待就是将近两年。当时，疗养院里住着不少情况相似的干部，大家心照不宣地等待着，谁也不知道这场“运动”何时结束，工作何时才能到来。有人在招待所住了很久，连总政的批准都拿不到。
到了1975年，局势终于发生了变化。九一三事件后的几年，中央开始着手解决大批被打倒干部的平反和工作安排问题。1972年，175名将军得以复出，但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。各军区主要岗位已满员，部分老干部只能被降级使用。陈再道将军原本是大军区级别，但寻找了几个军区，都因“老领导担任副职，工作难以开展”而难以安排。这些人中，有的被降了一级使用，有的被降了两级，甚至更多。
在此背景下，李懋之的任命命令重新启动。但这次与1971年不同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上级部门在处理老干部工作安排问题上更加慎重。他最终没有去贵州省军区担任那个副军职的副司令。1975年，他被正式任命为第二炮兵副司令员。这一任命，总算与他原有的级别和资历相符。
从1966年开始分配工作，到1975年正式落实，整整九年的时间。在这九年里，李懋之始终没有接受任何降职安排。他没有去贵州，也没有去任何一个低配的岗位。他并非不愿工作，而是不愿不明不白地接受一个降了两级的职务。他的态度非常明确：给我一个说法，我便服从。然而，总政却始终给不出这个说法。
当时的军队干部安排，降级使用并非罕见。在“运动”时期，许多老干部在经历审查、监护、被扣上各种帽子后，甚至未得到平反就被安排工作，恢复原级别的寥寥无几，降一级使用的反而是常态。李懋之的情况特殊在于，他未曾被审查，未被扣过帽子，亦无任何错误，仅仅因为哈军工改制后的工作衔接问题，就被闲置了五年，随后又莫名其妙地被降了两级。这既不符合任何条例，也缺乏任何正当理由。
1975年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这一年，总政机构经过调整，对老干部的工作安排更加规范和慎重。李懋之被任命为第二炮兵副司令员股票配资平台配资网，这个职务与他当初从哈军工出来时应获得的级别和职务基本吻合。他最终重返军队高级领导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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